中國幾千年來的超穩定結構(絕對君主專制、自然經濟、儒學意識形態),在早期和中期是一種優勢,它讓這片土地上產生一個又一個超級帝國,讓中華文明成為唯一沒有斷代的古老文明。
但正因為它早熟,到了晚期——進入世界近代史,這種超穩定結構,成了巨大的歷史包袱,它的強大歷史慣性,無人能駕馭,它不斷壓制創新、扼殺社會活力,讓統治集團固化,讓國家財政無法現代化,讓技術積累斷層,拖累歷史進程。
近代中國的悲劇,是實實在在的,割地賠款,喪權辱國,民族沉淪……任何一個民族經歷這樣的屈辱,都會忍不住追問為什麼會敗得這麼慘。
但是,很多人只能看到了表象——都是滿清的錯,皇帝不行,慈禧賣國······
這種解釋簡單直觀,也解氣,但它錯把一個結構性問題,縮小成一個族群問題。
清朝的不幸,在於它建立的王朝,恰好撞上了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時代。
真正造成近代中國悲劇的,不是滿清,更不是慈禧,跳出狹隘的史觀,站在世界歷史角度看中國,用現代化史觀審視問題,就會發現,中國近代悲劇的根源,是大帝國內部的歷史慣性,以及外部工業文明的挑戰。
所謂近代屈辱史,從另一個角度看,何嘗不是走線現代化的歷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