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5年，19歲少女被55歲祖公公叫進臥房，自此守寡84年，活到102

大盂鼎

這兩尊鼎都是中華民族的無上瑰寶。

孤獨的守護

為了守住這兩尊鼎，丁達於做出的努力讓人難以想像。

她將自己的姓氏改了，從此，她叫潘達於。這表明她將自己與潘家的命運，與這兩件國寶的命運，徹底捆綁在了一起。

1937年，抗戰全面爆發，日軍對蘇州進行侵略轟炸。潘達於和家人到太湖邊的光福避難，後又回到城中秘藏這批寶物。

潘達於叫來家裡的木匠做了一個結實的大木箱，底本用很粗的原木釘結實。

然後在夜間，搬開堂屋地面的方磚撅個大坑，先放入木箱，然後把大克鼎、大盂鼎成對角慢慢放入箱子，空擋里塞進一些小件青銅器及金銀物件。

隨後蓋好箱蓋平整泥土，按原樣鋪好方磚，再細心整理外表不留痕跡。其他的古董和字畫書籍，都分別秘密藏好。

她親自監督工人，將家中的密室進行了擴建和改造，設計了複雜的夾層牆壁和可以活動的地面機關，把藏寶的地方打造得固若金湯。

潘達於在《自傳》里曾說，她記得辦這件事的參與者是，家裡的兩個木匠師傅，姐夫潘博山和她八弟，她始終在場監督，再無旁人參加。

為了保密，潘家承諾兩位木匠師傅，養他們一世。

日本人攻陷蘇州後，知曉消息後直奔潘家大宅，威逼潘家交出家藏文物，但潘達於和家人在侵略者的淫威面前絲毫沒有動搖。

日軍先後七次進入潘家一遍又一遍的搜刮，雖然財物損失不少，但二鼎和其他的珍貴文物一直沒有被發現。

據說日軍司令松井曾親自查問過潘家的收藏，但最終也沒有搶到手。

除此之外，潘達於的心思縝密和行事果斷，在日常生活中也體現得淋漓盡致。

有一次，她發現家裡的一個管家，竟然在偷偷地拓印鼎上的銘文，想要拿出去賣錢。

潘達於得知後，沒有私下處理，而是當著全家人的面，親手將那些拓片付之一炬。

她用這種決絕的方式向所有人宣告：鼎在，潘家就在；如果鼎沒了，這個家也就散了。

這一舉動，徹底震懾了那些心懷不軌的人，也讓她在潘家樹立起了絕對的權威。

危難中的堅守

躲過了侵略者的搜刮，潘家卻沒能躲過生活的貧困。

在那個戰亂的年代，潘家二十多口人的生計都成了問題，最困難的時候，甚至連稀粥都喝不上。家中的一些親戚實在熬不住了，就提議，要不把家裡收藏的一些小件文物賣掉一兩件，換點糧食來渡過難關。

聽到這個提議，一直溫和內斂的潘達於勃然大怒，她當場摔碎了手中的茶碗，厲聲說道：「誰要賣家裡的東西，就先把我賣了！」

為了養活這一大家子人，她變賣了自己所有的嫁妝和首飾，還帶領著家中的女眷，夜以繼日地做蘇繡，靠著微薄的收入艱難維持。

有一年冬天，她的小女兒高燒不退，急需用錢。潘達於攥著自己最後一件值錢的東西，一塊祖傳的玉佩，在當鋪門口徘徊了一整夜。

她的內心在經歷著天人交戰，一邊是嗷嗷待哺、生命垂危的女兒，一邊是她用生命守護的承諾。

最終，她還是空著手回了家。這個決定對一個母親來說，是何等的殘忍和痛苦。

但這也恰恰說明，在她心中，那份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，已經超越了個人的情感和得失。

承諾的完成

時間來到1951年，新中國成立後，社會逐漸安定下來。潘達於覺得，她守護這些國寶的使命，終於可以告一段落了。

在一個秋天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收到了一封來信。信中寫道：

「今有大盂鼎、大克鼎二鼎，數十年來，擔驚受怕，不敢稍有懈怠。今社會安定，人民政府愛護文物，願將此二鼎捐獻國家，使其永歸人民。」

寫信人正是潘達於。

當文管會的專家們懷著激動的心情來到蘇州潘家時，看到的是一位年過花甲的老人，正用一塊柔軟的綢布，仔仔細細地擦拭著鼎的表面。

在隨後舉行的捐贈儀式上，為了表彰潘達於的義舉，政府決定獎勵她兩千萬元人民幣。然而，潘達於卻當場退回了這張支票。

她說：「這兩件東西，本來就是我們中國人的，現在只是把它們放到了一個更應該放的地方去。」

她的這番話，讓在場的所有人都深受感動。緊接著，她又做出了一個更令人震驚的決定，將家中收藏的另外十幾件商周青銅器和幾十幅珍貴字畫，一併捐獻給了國家。

有人不理解她的行為，私下問她，為什麼不留下一兩件小的東西，給自己的子孫後代做個念想。

潘達於指著鼎內壁的銘文，平靜地解釋說：「這上面寫著『子子孫孫永寶用』，這個『子子孫孫』，指的並不僅僅是我潘家的子孫，而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子子孫孫。」

在她的心中，這些文物的歸屬，早已超越了家族的界限。

2004年，上海博物館為大盂鼎和大克鼎舉辦了一場歷史性的合璧特展。此時已經98歲高齡的潘達於，坐著輪椅，在家人的陪伴下，也來到了展覽現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