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月笙5位夫人結局大不同，原配幽禁，兩位客死他鄉，僅一位善終

沈月英嫁入杜家後，為杜月笙打理內務，事事周到。然而婚後多年，膝下始終無子。在那個重視傳宗接代的年代，這成了橫亘在夫妻之間的一道坎。1925年，杜月笙在百樂門舞廳遇見了舞女陳幗英。陳幗英出身浙江寧波，為生計所迫來滬跳舞。她不僅舞姿曼妙，更懂得察言觀色。在一次舞會後，杜月笙便將她接入家中，成為二房。

陳幗英入門不久便生下一子，此後又連續生下兩個孩子。然而好景不長，1928年，杜月笙在蘇州一場戲曲演出中邂逅了名角外甥女孫佩豪。孫佩豪出身書香門第，自幼習戲，一手崑曲唱得出神入化。杜月笙向來喜好戲曲，常在蘇州戲園流連。一次偶然的後台相遇，便讓這位富商對孫佩豪一見傾心。

當時的孫佩豪正值十八歲，正是青春年華。杜月笙託人說媒，又以重金聘請名師指導她的戲曲技藝。三個月後，孫佩豪便以三太太的身份進了杜家。她為杜月笙生下兩個兒子，在杜家的地位也隨之水漲船高。

1930年代初，上海灘最負盛名的京劇名伶姚玉蘭，成為了杜家的第四位太太。姚玉蘭是梅蘭芳的入室弟子，在滬上戲曲界享有盛名。杜月笙經常在天蟾舞台捧她的場，兩人因戲結緣。姚玉蘭嫁入杜家後，依然在戲曲界活躍，為杜家增光不少。

1935年，又一位京劇名伶孟小冬成為杜家第五位太太。孟小冬與姚玉蘭同出梅派，但唱腔各具特色。她的到來，讓杜公館更添幾分藝術氣息。每逢節慶，兩位名伶便在家中搭台獻藝，引得滬上名流爭相造訪。

五位太太中，既有相夫教子的傳統女性，也有能歌善舞的摩登女郎，更有藝術造詣精湛的京劇名伶。她們共同生活在杜公館內，譜寫出一段獨特的民國婚姻傳奇。原配沈月英深居簡出，專心打理家務；二房陳幗英則帶著孩子四處應酬；三房孫佩豪醉心戲曲，常在家中設宴招待文人雅士；四房姚玉蘭和五房孟小冬則繼續在舞台上大放異彩，為杜家在上海灘贏得了＂藝術世家＂的美譽。

三、杜公館內的人生百態

1932年的杜公館，坐落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上，占地近千平方米。這座融合中西建築風格的宅邸，是杜月笙權勢達到頂峰時期的見證。府邸內的生活，也如同一幅濃縮的民國畫卷，展現著那個時代獨特的人文景觀。

杜公館分為前後兩進，前院是會客廳和辦公區，後院則是五位太太的居住區。每位太太都有獨立的院落，規模大小按照進門先後排序。大太太沈月英住在主院，占地最大，院內還設有專門的佛堂。二太太陳幗英的院落緊鄰主院，裝修風格偏西式，還特意設計了一間舞室。三太太孫佩豪的院落建有小型戲台，方便她日常練習崑曲。四太太姚玉蘭和五太太孟小冬的院落較小，但都配備了專門的妝檯和練功房。

每到早晨，府邸內總是熱鬧非凡。大太太的院子裡飄來陣陣香火味，二太太院中傳來留聲機的音樂聲，三太太的戲台上響起崑曲的唱腔，四太太和五太太則在各自的練功房裡排練新戲。府邸內的傭人們按照嚴格的等級制度服務於不同的院落，連端茶送水都要遵循特定的規矩。

1933年起，杜公館開始定期舉辦園林聚會。每月農曆初一十五，各路名流都會齊聚杜府。三太太孫佩豪主持茶會，四太太姚玉蘭和五太太孟小冬輪流登台獻藝。這些聚會不僅是藝術交流的平台，更成為了上海灘社交圈的重要場所。

杜公館的慈善活動也頗具特色。1934年，在大太太沈月英的提議下，府邸內開設了義診所，專門為附近的貧困居民看病。二太太陳幗英則負責組織舞會籌款，為貧困學生提供助學金。這些活動為杜家贏得了不少好名聲，也擴大了社交圈層。

在子女教育方面，杜公館更是獨樹一幟。府內設有專門的學堂，聘請知名教師為孩子們授課。除了中文、英文等基礎課程，還開設了書法、國畫、音樂等藝術課程。每位太太都有權為自己的子女選擇額外的教育內容。二太太的孩子們多學習西洋樂器，三太太的孩子則偏重戲曲藝術。

1935年的一天，杜公館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——著名畫家張大千。他受邀為五位太太畫像。這幅《杜府五美圖》後來成為了民國時期的藝術珍品，也成為了記錄杜公館盛況的重要史料。畫中五位太太衣著各異，神態各異，卻都顯露出那個時代特有的韻味。

隨著時局變遷，杜公館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改變。1936年後，聚會逐漸減少，慈善活動也趨於低調。然而，這座宅邸里的生活百態，依然成為了記錄民國上流社會生活的一個縮影。

四、戰火紛飛中的命運轉折

1937年8月，日軍轟炸機掠過上海上空，杜公館的平靜生活被徹底打破。這一年的八月十三日，杜月笙召集五位太太商議避難事宜。當晚，杜府上下分批撤離，分別前往不同的安全地帶。

大太太沈月英帶著年邁的傭人前往蘇州老宅，在那裡繼續維持著傳統的生活方式。二太太陳幗英攜帶子女南下香港，在那裡開設了一家綢緞店維持生計。三太太孫佩豪則選擇留在上海租界，繼續打理杜家在滬產業。四太太姚玉蘭和五太太孟小冬組織戲班南下，在各地演出籌措抗日善款。

1938年春，日軍占領上海大部分地區後，留守租界的三太太孫佩豪面臨重重考驗。她需要周旋於日本軍方與各方勢力之間，維持杜家產業的運轉。在此期間，她將杜家的部分產業改組成慈善機構，既躲避了日方的覬覦，又保護了大量難民。

1939年，香港的二太太陳幗英將綢緞店發展成了一個情報交換站，為流亡港島的抗日誌士提供幫助。她利用商號的掩護，將大量物資和情報傳遞給內地抗日力量。這段時期，她的綢緞店成為了連接海內外抗日力量的重要紐帶。

1940年，四太太姚玉蘭和五太太孟小冬的戲班輾轉至重慶。她們在戰時首都演出，不僅安慰了流離失所的民眾，還為前線將士籌集了大量物資。兩位名伶更創作了多部抗日題材的新戲，在文化界引起強烈反響。

1941年底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香港淪陷。二太太陳幗英被迫帶著子女轉移到澳門，繼續經營綢緞生意。這一年，她將積累的大量資金通過秘密渠道轉交給了重慶國民政府，支持抗戰。

1942年，留守蘇州的大太太沈月英將老宅改建成難民收容所，收留了大批逃難的婦孺。她動用私房錢購買糧食，在戰火紛飛中維持著這個臨時的避難所。期間，她還暗中資助了多位流亡的文人學者。

1943年，三太太孫佩豪在上海租界被日軍軟禁。但她仍通過各種方式保護著杜家的產業，並暗中接濟淪陷區的貧困百姓。她利用杜家的人脈網絡，建立起一個秘密的救助體系。

1944年末，四太太姚玉蘭和五太太孟小冬的戲班從重慶輾轉到了雲南，繼續進行抗日宣傳演出。她們將演出收入全部捐獻給當地的戰時醫院，用於救治傷病員兵。

這場戰爭，將五位太太推向了不同的命運軌跡。她們或堅守，或輾轉，或明哲保身，或積極抗爭，用各自的方式在戰火紛飛中守護著家業，延續著生命的希望。她們的經歷，成為了那個特殊年代中國婦女的一個縮影。

五、抗戰勝利後的人生歸途

1945年8月，抗戰勝利的消息傳來，分散各地的五位太太終於迎來了重聚的機會。最先返回上海的是一直堅守租界的三太太孫佩豪，她立即著手修繕戰後殘破的杜公館。同年9月，從蘇州返回的大太太沈月英帶著倖存的老傭人重返故居。

1946年初，二太太陳幗英從澳門回到上海，她將戰時積累的商業經驗用於重建杜家的商業網絡。這一年春天，她在南京路開設了新的綢緞莊，經營港澳進口的高檔絲綢，為杜家重新開闢了財源。

1946年夏，四太太姚玉蘭和五太太孟小冬的戲班從雲南返回。她們在上海重新組建劇團，演出新編的《勝利頌》等劇目，謳歌抗戰勝利。然而，戰後的上海已經物是人非，往日的繁華難覓蹤影。

1947年，五位太太共同商議杜家產業的重整計劃。大太太沈月英負責管理府邸事務，二太太陳幗英主理商業投資，三太太孫佩豪負責與政商界聯絡，四太太姚玉蘭和五太太孟小冬則繼續在文化領域發展。

1948年，隨著局勢動盪加劇，杜家開始將部分資產轉移海外。二太太陳幗英重返香港，接手那裡的產業。三太太孫佩豪則往返於上海與南京之間，處理各項交接事務。這一年冬天，大太太沈月英將部分古董字畫送往台灣收藏。

1949年初，形勢急轉直下。二月，四太太姚玉蘭和五太太孟小冬隨文化界人士南下廣州，繼而轉赴香港。三月，三太太孫佩豪將最後一批產業契約處理完畢，也離開上海。大太太沈月英最後離開杜公館，臨行前將府邸交給政府接管。

此後，五位太太的命運各不相同。大太太沈月英定居台北，在那裡建立了一座小佛堂，安度晚年。二太太陳幗英在香港繼續經營綢緞生意，事業蒸蒸日上。三太太孫佩豪移居新加坡，開設了一家茶莊。四太太姚玉蘭和五太太孟小冬則在香港繼續演藝事業，為海外戲曲發展作出貢獻。

1950年代，五位太太雖各自在不同地方開始新生活，但仍保持著書信往來。她們在信中互訴近況，記錄著各自的人生軌跡。大太太在台北的佛堂成為聯繫眾人的精神紐帶，每逢重要節日，都會收到其他四位太太寄來的書信和禮物。

1960年，在香港的二太太陳幗英將生意擴展到東南亞，經常往返於各地。她會順道探望居住在新加坡的三太太孫佩豪，兩人常一起品茶話舊。四太太姚玉蘭和五太太孟小冬則在香港培養新一代戲曲人才，為傳統藝術的傳承盡一份力。

1970年代，五位太太相繼邁入暮年。她們各自的子女已經長大成人，在世界各地開創自己的事業。這些子女們繼承了母親們的某些特質：有的繼承商業才能，有的傳承藝術衣缽，有的投身公益事業。